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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尚道德的君子，那谦退的模样像是个笨人。

现在前沿的科学家都很谦虚，譬如生物学家都把人的基因谱给罗列出来了，这是很大的贡献，但基因谱就好像是地球的地图，虽然很全面，但基因谱中的动态关系如何？我们所知还很有限，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部分生物学家都有这种研究自觉了。我们可以不接受没死过就不了解生的说法，但如果不超越自我、社群、存在的世界，对人生的意义就会理解不够——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种预设。

所以学生可以对老师进行质疑。他所关怀的不仅是人, 还包括物。第二，是什么连接人与世界？讨论文化和沟通的问题。愚公移山只是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毅力而已，还不如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至少还带有悲剧感，说明了人的力量虽然永远不能把石头推上山头，但继续不断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只有在宗教、道德范畴里，才有想做什么就是什么的可能。

一种是认为自然科学的量化等方法是属于最前沿的科研,它直接影响社会科学。2. 中西核心价值的对话 我们至今还没有超越西方从17 世纪、18 世纪发展出来的启蒙的心态。曹元弼早岁所作《原道》，通篇即论爱敬可以贯通群经，其大要云： 盖六经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

曹氏历世三朝，而眷恋故国，守死善道，其笺注诸经，旨在守前待后而已。第二是在疏的内容上，皮疏云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自是圣帝明王则天顺民，立政立教，百世一揆。

曹元弼所云之性，正是圣人立教之本，教要顺其性，方能成其教。[20]《孝经郑氏注笺释》云：合之黄氏、阮氏之言，六经大义同条其贯，圣学王道粲然分明。

[18]这也导致曹氏自《述孝》至《孝经集注》数书，重复之处甚多。[3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22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父母之颜色稍不说则惧，非其父母不惧也。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国朝阮氏元论孝经多创通大义，其子福《补疏》，采辑古说，亦略可观。四、余论 《论语·学而》载有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仁的根本，而按照曹元弼的思想，孝弟集中表达于《孝经》之中，而仁则为百王共同的治法，六经正是百王共同治法的记载。此良知良能，乃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也。入民国之后，成都龚向农曾辑佚郑注，欲为之疏，及见皮疏之后，乃自毁其稿。

孔子作《春秋》，诛大逆而遏杀机，作《孝经》，明大顺以保生理。[1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诗》者，爱敬之情也。而他于1935年写成的《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孝经校释》一卷，也成为曹氏《孝经》学的代表作。

[12]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民国15年（1927）刊，第33页。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盖以人伦而论，父子、夫妇、君臣为其大纲，人伦抽象而可以至其道，具体而可以论其制，自小言之关乎一身一家，自大言之遍及国家天下，追前而可以追溯文明之源头，开后而可以救文明于既坠。[3]而且，在其二十六岁所作《礼经纂疏序》中亦云：元弼尝于先圣前自誓，愿为《礼疏》、《孝经纂疏》、《历代经儒法则篇》三书，以阐明圣道于万一。[4]曹元弼，《礼经纂疏序》。圣人者，代天地为民父母，以生人者也，故曰产万物者圣，圣之言生也。

并自加注曰：六字取《中庸注》义补。然文累十余万言，可语成人通学，难以诰教小子。

[31]《王制》之官百二十，远于殷二百，而近于夏后氏官百，故郑君以为此夏制，而此经上下文，郑君多以为殷制、晋文霸制，不一而足。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元弼《笃信斋日记》记：二十二日，《孝经六艺大道录》首篇及目录刊成。

伏羲正人伦之始，以立爱敬之本，孔子正人伦之变，以塞恶慢之原。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序》云：公既为《劝学篇》，又属元弼编《十四经学》。

但是，郑玄在注经之中，并没有强调孔子相对于历代圣王的特殊性，甚至可以说，在郑玄所构建的经学系统中，群经作为一个系统，最大程度弥合了经义之别，达至同条共贯，而其内部则有了不同时代的圣王之法。故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他，顺其性而已。《春秋》者，爱敬之大法也。而何谓天性，曹元弼提出性者，生也。

谓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后注《礼》笺《诗》，参用古文。

《春秋传》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自是五帝、三王，《诗》、《书》所载盛德大功，皆由此起。

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二经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

曹元弼与郑玄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是对郑学最明显的发明，在于用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去统帅群经中不同时代的圣王之法。[9]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10-211页，中华书局2007年。因此曹元弼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曹元弼之重《孝经》，最要在于《孝经》所言之爱、敬，其说云： 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

可以说，正是因为曹元弼对经学的理解，抓住了人伦这一核心概念，才可能忽略郑玄经学体系中把经学视为历代各不相同的圣人之法的问题，而又在郑玄的经学体系基础上重建其经学思想。天地之性，即元亨利贞易简之善，在人为仁义礼智信之德，而五常皆出于仁，仁本于孝。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为学生讲《孝经》，将此讲义编成《孝经救世编》，因为自觉惟因为初学讲解，随讲随编，如朱子所谓急迫之意多，沉潜之味少，遂将此编寄给隐居苏州的逊清遗老、唐氏旧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复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有云：凡立教，有为万世者，有救一时者。

凡郑注残句，今深求其意，补缀成文，使初学可以属读。） 曹氏之说，取自《中庸注》，《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